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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旧式的编年一类书

文章作者:美狮彩票小说 上传时间:2019-09-18

——从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谈怎样读书 ■你李敖读书读得最多,真是中国第一吗? □最近香港报上说:"李敖很可能是五十岁以下的当代中国人之中,读书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。"前年童轩荪信上说: "去年炎夏,居浩然自波士顿西来,在敝寓住了五天,这五天里上下古今谈了一番,他却特别推崇你老兄,说是念书大多,我们不可及。"……这些话,都非过誉,在读书方面,我读书之多,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。 ■当代中国人以外的中国人,就是所谓古代中国人,总有比你读书读得多的吧? □古代中国人读书读得最多的无可考,唐朝诗人杜甫说他"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"。其实古书字大,万卷书并没有多少。清朝陈梦雷说他"读书五十载"、"涉猎万余卷",由他编出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(参看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第四册)看来,陈梦雷读书之多,该在古人中考第一。陈梦雷是清朝进士,他的渊博,被皇家王爷看中,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——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,前后用掉了四年半的时间(一七○一-一七○六)。全书共有一万卷、六汇编、三十二典、六千一百一十七部,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,一亿四千四百万字,分装五百七十六函。这部大书,"凡在六合之内,巨细毕举,其在十三经、二十一史者,只字不遗;其在稗史集者,亦只删一二。"它的体大思精,确属空前。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,三藩之乱时,正赶上他回家探亲,被靖南王耿精忠胁迫造反,不干就杀他爸爸,他没办法,只好合作,不料造反失败,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——不肯证明他的清白;又被张冠李戴,误会成"行贼伪命"的陈昉,所以罪上加罪,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。过了十六年后,赶上康熙皇帝东巡,把他召回来,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,在这段优游的岁月里)他"目营手检,无间晨夕",终于编出了这部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。康熙皇帝死后,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。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诚亲王失势,继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——雍正皇帝,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,陈梦雷则首当其冲,又被"发遣边外",送到了东北。这时陈梦雷已七十多岁了,他死在乾隆六年,活了八十多岁。由以上杜甫和陈梦雷都读万卷书的标准看,杜甫的读书成绩就不如陈梦雷,因为陈梦雷把他的读书成绩用编了大书做为嘉惠别人的展示,可是杜甫就没有这种效果了。 ■你编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,是不是有上承陈梦雷这种心愿呢? □还不止此。在十二世纪,一个伟大的中国有心人郑樵,在隐居山林、谢绝人事的专事写作里,曾立下"集天下之书为一书"的雄心大愿,但他五十九岁死去,没有完成。如今,八百年过去了,这种雄心大愿,有赖干新时代的有心人和新时代的出版形态来完成了。新时代的有心人要做"集"旧中国"天下之书为一书"的新尝试。它的形态所决定的方向,必然是划时代的方向。 ■这个方向的指标,就是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吗? □就是。它的完成,该归功于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。王荣文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。五年前,他和我合作,出版《中国历史演义全集》,创造出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轰动。四年以后,他写信给我,说:"香港那边,台湾这边,都整理了无数的国学材料,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、读得懂、包含各方面文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。"因此他相信:"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",该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。这件事,就是出版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。王荣文把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来做,要我来"表现这几十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成绩的总和",我相信他把人找对了。我的确是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。记得十九年前,我与徐复观对簿公堂,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,谈得非常开心。徐复观心血来潮,说了一段真心话,他说: "你李先生真是怪人,你念古书,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,你却主张全盘西化!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,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!"徐复观说得没有错,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。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,会利用古书、活用古书,古书本是朽腐,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,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。不幸的是,据我所知,看古书的人,很少不陷入泥淖的,一百个有九十九个,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,思想迂腐而泥古;愈来愈混蛋(年轻时小混蛋,年老后老混蛋),因此我倒了胃民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。但是,如果有好的选本,再有"读书得间"的训练,古书中毕竟还有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,可以给我们活用,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呢?王荣文看出来非李敖不可,李敖也看出来非李敖不可,于是,工作便这样敲定了:王荣文找对了人,李敖找对了书,徐复观的一个好梦,居然在十九年后,在我无改全盘西化的大前提下,居然成真了。 "读书得间"的重要 ■我们相信你在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中提供了"好的选本",但是,你所说"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",又怎么提供呢? 古话说"鸳鸯绣取凭君看,不把金针度与人",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始未,把"金针""度"给大家呢? □"读书得间"是在读书时能够读出书中的"窍"、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。英文中toreadbetweenthelines,就正是此意。读书要有这种本领,读古书更要有这种本领。硬读古书不行的。许多用功的人,终身"白首穷经",可是因为方法不得当,结果只变成"有脚书橱"。最后事倍功半还算是好的,因为他们经常徒劳无功。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,结果变成老学究,就是一个证明。所谓古书不能不讲求方法的硬读,因为古书中,有许多只是书生理想,并非社会现象,书生在那儿托古改制,你在这边信以为真,你就上当了。又有的古书中,只是道德法律,也非社会事实,古代的社会事实既有距离,现代的你却盲目相信,你又上当了。所以读古书,首先要"辨伪",辨伪以后,就要区分出来什么书是书生理想、什么书是道德法律、什么书是社会事实。把这些分辨开,再融会贯通、互相印证,才算。读书得问"。"读书得间"以后,从而著述,才算"为往圣继绝学"。否则的话,只是堆砌材料、暴殄文字而已。 ■"读书得间"是不是就是要把书读活,把死书读活?这种读活,多读书是否会有帮助? □不一定。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多的却也不少,但是愈读愈混蛋的,却愈来愈多,这都是因为读死书的缘故。很多人的基础,根本是"呆子",后来念几十年的书,变成了"书呆子",辛苦半生,如此而已。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,是辽金元史专家,非常用功,最后死在书桌上。但是他太笨了,他看书,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,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,左摘右丢,弄了一夜,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。——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!所以读书无法使他们头脑变好,反倒变坏。 ■这样说来,这种人似乎选错了行? □选错了行。 ■可是他们也有著作呢,怎么办? □《隋唐嘉话》里有这样一段:"梁常侍徐陵之于齐,时魏收文学,北朝之秀。收录其文集以遗陵,今传之江左。陵遂济江而沉之。从者以问,陵曰:吾为魏公藏拙。为了避免这种人"堆砌材料、暴殄文字",他们的著作,实在该适度予以水葬才好! 一般读书情况 ■古今中国人中,一般读书情况是怎样的? □大致可分两派: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派。他们白首穷经,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,可是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,又无法接触到现代新学问,所以用新知治旧学的一套,他们一窍不通。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、勤读古书,但可笑的是,他们却读不懂古书,无法分析古书,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。另一派是疑古派。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,不但博览群书,并且会"读书得间",处处发现古书可疑、古事可疑。他们的典范作品是编辑"古史辨"和"辨伪丛刊"等,对古书的解释,他们的功劳很大,成绩也颇可观。但是疑古派也难免有着两大缺点:第一是疑古过度,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,大胆假设有余,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;第二是不太能用现代新学问(如天文学、原始社会学)做钥匙,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,以致犯了全面抹杀古书的毛病。他们常说这本古书是假造的、那个古人无其人等等,其实不然。 ■请举一个例。 □以《周礼》(参看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第二十三册)为例:《周礼》原称《周官》,是汉朝刘歆改名《周礼》的。传说是周公创立的理想政制,所谓"周公致太平之迹也"。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,所以被视为珍宝。《周礼》将官职分为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六类。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、职制、人数和职务内容。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,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,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。《史记》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《周礼》,但《周礼》的出现,却在西汉未年,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,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,是伪造献给王莽,以利于王莽的改制的。但是,从民俗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《周礼》,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,而那些材料,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。因此,《周礼》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,倒很有研究的价值。因为《周礼》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,所以古人改革政治,就因它而立说,宋朝王安石变法,便是一例。《周礼》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,它提出了不少理想,值得重视。疑古派以刘歆伪造《周礼》而把《周礼》一笔抹杀,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出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出来的古代现象。 疑古派的穿帮 ■疑古派的大胆假设,死无对证,总可自成一说吧? □不然,死可有对证呢!以《孙子》(参看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第二十二册)为例,就可证明了。孙武 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,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,他的著作《孙子》共有十三篇,后来发生了混乱,杜牧说曹操"削其繁剩,笔其精粹",事实上,《孙子》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,这就是高诱所说的"兵法五千言",高诱在曹操之前,可见曹操删书之说,是不对的。因为《孙子》发生了混乱,孙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,出了问题,他的身世,遭到怀疑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: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;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一个人。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。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,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,出土了古代兵书,内有《孙子》,证明了这种怀疑,都是站不住的。出土的古书竹简中,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的历谱,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;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,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,都早于汉朝。再往上推,秦二世在位三年,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,上距战国,不过四十多年,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,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,所以竹简中的古书,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,应无疑义。所以《孙子)确有其人其书,已是铁证,只是古本今本有异文耳!古代流传的《孙子)书——即今本,和古墓出土的《孙子》书——即竹简本,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;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,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,不算重要;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,包括"吴问"、"四变"、"黄帝伐赤帝"、"地形二"、"程兵"、"孙武传"六篇,可补今本《孙子》的不足。古书死有对证,竟有趣如此!以这一死有对证的另一当事人孙膑为例,更可再对照一下:孙膑(约前三八○-约前三二○)的身世,在《史记》里说得很明白。《史记》说:"孙子武者,齐人也。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,阖庐曰:子之十三篇,吾尽观之矣。,……孙武既死,后百余岁有孙膑。……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。……世传其兵法。"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"兵法",孙膑有孙膑的"兵法"。但是后来孙膑的"兵法"失传了,由曹操在注《孙子》时,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,可能在汉朝未年,孙膑的"兵法"就已见不到了。就因为如此,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。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、孙膑"兵法"即《孙子》这部书,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。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,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、二号汉墓出土,竹简中赫然有《孙子》,也赫然有孙膑"兵法"。千古疑案,自此分明!(参看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第二十二册)疑古派这种笑话,在《尉缭子)上,又有了外一章。尉缭的《尉缭子》,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。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、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,有古书《尉缭子》。《尉缭子》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、是伪书,并且说得头头是道。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,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烁,大牌学者也者,不过大言欺人而已(参看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第二十二册)。以上所说,无非是说老学究村夫子派固然不会读书,疑古派虽然比老学究村夫子派高明,也难免被死有对证一番。——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,因而如王安石所说的"死尸能报仇"了。 俞樾"土法炼钢" ■这样说来,古今中国人中,一般读书情况是不怎么高明 □大体上说,实在不敢恭维。当然有些个人是不乏会读古书的,像俞樾,就是最突出的一位。俞樾是清朝进士,咸丰年间因为。"命题割裂",被革职为民;又因为"故里无家",就在江苏苏州住下,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。他"生平专意著述"。每一年下来,都"有写定之书,刊行于世",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,实在少见。他活了八十六岁,全部著作收入《春在堂全集》(参看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第六册)。俞樾的名著有《群经平议》、《诸子平议》、《古书疑义举例》等。《古书疑义举例》出得最晚,写得也最炉火纯青。这书共七卷,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,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,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。刘师培说这书"发古今未有之奇",可谓定评。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、杨树达、马叙伦、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,影响极为深远,俞樾虽然能够"读书得间",但是,他因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,全部的努力,仍是支离的"土法炼钢"的成绩而已。这一教训,清楚的告诉了我们,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,读古书也有瓶颈的。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:中国传统下来的书的结构与素材,都有严重的问题。 工具书与方法学 ■结构方面,好像都是挤成一团,头绪很乱、很难读,是不是有工具书就好一点? 回工具书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。像辞典、年表、年鉴、百科全书、手册、索引,以及一些必备的"非书资料"(nonbookmaterial)等。在研究和阅读上,虽然有所谓"个人需要" (individuaneeds)的不同,但就运用工具书一点上,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。所以工具书在所有书中,应该列为第一优先。选择工具书的条件有两个:一个是"容易找到"(easytofind) 你所需要的答案;一个是"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"(easytofindwhatyoufind)答案。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,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。尽管它很有名,可是它却使你头痛。若举一例:《康熙字典》便是,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毛病。(但这种毛病,发生在笨头笨脑的古人身上,犹可说也;发生在现代人身上,就太不可说了。你看看张其昀监修,林尹、高明主编的《中文大辞典》,你会惊讶的发现,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《大汉和辞典》为骨架的书,竟也发生《康熙字典》式的毛病,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!)辞典以外,工具书中的"年表"一类,纵贯古今中外大事,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伺的观念。中国旧式的编年一类书,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,时序检核,十分麻烦。又以历数屡变,常常需要推算,可谓不科学已极,所以都不能用。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。总之,从工具书上去读书,是有它的限度的。要"读书得间",工具书不够。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。我以《仪礼》参看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第二十四册)为例。儒家提倡礼治,关于礼的典籍,流传了三种"经"和一大堆"记",三种经是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和《礼古经》。其中《礼古经》失传了。《仪礼》和《周札》传说是周公作的,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。《仪礼》是宗教仪式、政治仪式的总集,今本包括士冠礼、士昏礼、士相见礼、乡饮酒礼、燕礼、大射、聘礼、公食大夫礼、觐礼、丧服、士丧服、既夕礼、士虞礼、特牲馈食礼、少牢馈食礼、有司彻十七篇。多半都是士的礼。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。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,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,踵事增华,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。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,这种帮忙,叫做"相礼";这种专家,就叫儒。相礼相得多了,就累积出节目单来,到时候照本宣科,可以省事,这种节目单的总集,就是《仪礼》。节目单最多的时候,多达五十六篇,后来丢了三十九篇,只剩十七篇,就是流传到今天的《仪礼》。《仪礼》是十三经之一,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,其实从民俗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来看,毫无神秘可言,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。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,而经典早已在历代中国人的意识里,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,大家不敢深究,并且限于治学方法,也无法深究。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,简直无法了解,众说纷纷,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。由于近代方法学的进步,用这些问架,移做整理古书,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。古人的说经也好、解经也罢,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,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。 分类与走运 ■这样看来,中国传统下来的书,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,读这些书,还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? □对了。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,先在图书分类上,你就先思过半矣。中国书的分类,最流行的,是四部分类。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,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。但是稍一留心,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。以四部中第一部"经部"为例,"经部"的一部分,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,应分入总类、文学类、历史类,其他部分(像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),应分人"集部";以第二部分"史部"为例,体裁上分正史、编年、别史、杂史、载记等,全无道理与必要,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,时令应分入天文类,目录应分入总类;以第三部分"子部为例,老庄申韩等家,其实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无别,都应分入"集部",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、动物类,类书应分入总类,小说应分入文学类;以第四部分"集部"为例,"经部"、"子部"分过来的书,多可分入哲学类、法律类、文学类。……总之,四部分类,大体上说,"经""子""集"多是一类,"史"是另一类,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。分类、分类,分了半天类,最后只分了两类;所谓分类,分了等于没分,这叫什么分类!以《孟子》(参看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第十七册)为例,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——"乃所愿则学孔子也",他说:"由孔子而来,至于今百有余岁。去圣人之世,若此其未远也;近圣人之居,若此其甚也。"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。所以他的结论是:"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足以道统自承了。虽然这样,在身分关系上,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而已。但是,到了唐朝,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,到了宋朝,他配享到孔庙;到了元朝,他被封为亚圣;到了明朝,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,吃了一点蹩;后来就一直风光,直到今天了。《孟子》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,在内容上;理直气壮固多,理不直气壮也不少。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,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。这部有影响的书,在图书分类中,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,宋仁宗后,才升段为经书,真是愈来愈走运了。走运虽然走运,但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,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,由此暴露无遗。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■一月二十五日的《中央副刊》上,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《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》。其中说:"我因年老眼花,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,强能看书。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,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。真是可笑又可悲! 人愈老愈有奇想,年轻时看书看不懂,我认为脑筋有毛病。现在看书看不懂,我认为书有毛病。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,往见他父亲的老友夏曾佑先生。曾佑先生对他说:你是我老友之子。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,有很多书可看。我只能看中国书,但可惜都看完了,现已无书可看了。寅恪告别出来,心想此老真是荒唐。中国书籍浩如烟海,哪能都看完了。寅恪七十岁左右,我又见到他。他说:现在我老了,也与夏先生同感。中国书虽多,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,其他不过翻来覆去,东抄西抄。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。"对俞大维这些话,你有何看法? □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,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。他们两位,都是博极古书的人,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,是很可注意的。苏雪林《文坛话九》中记闻一多,也有类似的情况。苏雪林说:"别人钻故纸堆,愈钻愈着迷,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,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。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?可是,现在的他却是奇怪,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。三十三年五四前夕,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,张奚若、吴晗、雷海宗均有演说。闻氏曾说: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,五四是思想革命,正中下怀。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,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,愈弄就愈觉得"要不得",现在我要和你们"里应外合"地把它打倒。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: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,以为我是蠹虫,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,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,正因恨它,更不能不弄个明白。"夏曾佑、陈寅恪、闻一多的觉悟,都是真正深知"中华文化"后的觉悟。陈寅恪说:"中国书虽多,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,其他不过翻来覆去,东抄西抄。"俞大维"懊悔"当时没问陈寅恪"到底是那几十种书"。我想,我这套《中国名著精华全集》的问世,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由于我的精挑细选,我的确已"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",我化朽腐为神奇,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,"集"旧中国"天下之书为一书",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!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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