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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辩论中

文章作者:美狮彩票小说 上传时间:2020-03-14

核心提示:满人不肯放弃王朝,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,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,到最后不得已才让步。我认为,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,谈不上有什么“新政”。满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,是不到黄河心不死,不见棺材不流泪的。如果满人专政不能动,权力没有制衡,那就谈不上改革了。

本文摘自:人民网,作者:李怀宇,原题:余英时: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。

“共和”一词源于拉丁文respublica,意为“人民的公共事务”,而在汉语中,共和则源于西周时召公、周公二相共同执政一事: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“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,号曰‘共和’”。后北宋欧阳修《明正统论》云:“昔周厉王之乱,天下无君,周公、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,而后宣王立,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。然为周史者,纪周、召之年谓之共和,而太史公亦列之于《年表》。”

共和乃是人类社会一种政体。共和制一般可以分为总统制、议会制、委员会制和半总统制等多种形式。共和国不同于君主国,其特质有二:一、一国为全体国民公有,政府为公共利益服务,而非一家一党之私产。二、国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国家各级政权机关领导人,而非世袭或被指派。

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。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,清政府的举措只是行政的改革,而不是政治的改革,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。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,到最后没有办法调和。在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辩论中,立宪派渐处下风,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。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,没有流太多血,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。

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,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,把这个梦想挡住了。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,置老百姓于不顾。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乱象。然而,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,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。

革命,总有人奋不顾身。

时代周报: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

余英时:原因很多,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,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,要进行改革,要夺慈禧太后的权,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,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。所以,满人在戊戌政变以后,越来越控制政权,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“保大清”,而不是“保中国”。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,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,对袁世凯也不放心。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。武昌首义发生以后,清政府收拾不了,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,不得不招他回来。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,政府不肯改革,立宪也一再拖延。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,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。康梁是保皇的,但是反慈禧的,问题就来了,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,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,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,是要改革的。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。

我常常说,满族等于一个党一样,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。到晚年,满党要抓权,不肯放松,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,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,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。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,把皇帝去掉,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。但是,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,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。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,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康有为、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,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都回来了,两边各走极端,非革命不可了。不过,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,组织并不是很严密,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。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,发动军人仇满,不愿给满人效忠了。

时代周报:在1911年以前,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?

余英时: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。从另外一方面讲,康有为也提出过“共和”、“民主”的名字,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,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。“共和”是老名词,本来周朝就有“共和”的说法,指厉王出奔,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。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,但是有共和观念。

时代周报: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,是不是有偶然性?

余英时:当然有偶然性,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。本来有一个计划,被揭发出来了,提早了。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,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,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,像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是感动很多人的,产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。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,总有人要奋不顾身,这是很奇妙的。

时代周报: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?

余英时:应该不是很大。因为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道扬镳了,孙中山那时在美国募捐,武昌事变爆发以后,才急急忙忙赶回来。而黄兴先去了武汉,但是没有成功,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,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。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,他一上来以后,革命军是打不过的,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。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,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,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,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,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,让皇帝和平退位。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,不像法国大革命,也不像俄国革命,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。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改换了,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,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,如果光绪还活着,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。

那时很多人愿意相信改革。

时代周报:从历史来看,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,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?

余英时:没有办法了。满人还有一些军队力量,但是不大,经过了两百多年,权力已经基本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。清廷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,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、李鸿章的淮军,尤其是淮军。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,满人没有什么好大看法。

时代周报: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?

余英时:太平天国以后,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。废科举是没有办法,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,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?废科举是很有限的,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,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。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,但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。在我看来,那只是行政的改革,不是政治的改革,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。不肯改革,那是因为利益所在。满人不肯放弃王朝,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,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,到最后不得已才让步。我认为,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,谈不上有什么“新政”。满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,是不到黄河心不死,不见棺材不流泪的。如果满人专政不能动,权力没有制衡,那就谈不上改革了。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,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,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。

时代周报:在20世纪之初,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?

余英时:思想不是一面倒的。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,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,然后才传回中国来。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,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,没有君主可立嘛,这是关键。康梁在光绪帝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,当然,他们是恨慈禧,也恨袁世凯,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嫌疑,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,想请梁启超,梁启超不肯来。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。后来,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,他的辫子都不肯剪。

时代周报:当时外来的思想,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,英国的君主立宪,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?

余英时:那是相当大的。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,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,都没有用。但是一般人相信,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,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。所以,日本的明治维新、英国的君主立宪的成功是鼓励清政府的两个例子。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,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。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,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。

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。

时代周报: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,经历了袁世凯称帝、军阀混战等,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,为什么会这样?

余英时: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,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。孙中山虽然在广州,但势力很小。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,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。袁世凯死了之后,冯国璋也罢,段祺瑞也罢,黎元洪、徐世昌都做过总统,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。而且,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,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,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。所以,各省自己发展起来。

我们不要看政治,要看社会上,尤其是南方,像上海、苏州、杭州一带,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。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,新学校的成立,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。在袁世凯那方面,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,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,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。

时代周报: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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